8月28日，新华网发布消息称，备受关注的山东准大学生徐玉玉被骗猝死案中，最后一名嫌犯自首，至此，该案6名嫌犯全部落网。
6名嫌犯中，3人来自福建安溪县，在公开报道中，安溪早已是电信诈骗的高发地。而安溪县长坑乡，更是被外界称为“骗术之乡”，长坑也被戏称“常坑”。
澎湃新闻（www.thepaper.cn）梳理近年的公开报道发现，长坑的诈骗已持续十来年，“骗遍全中国”，诈骗活动已呈产业化、企业化运作。
尽管长坑乡早在3年前就对外宣称，为遏制电信诈骗势头，要建立“乡不漏村、村不漏宅、宅不漏户、户不漏人”的高危人群档案，但时至今日，打击来自长坑等地的诈骗，仍是全国各地警方的重点和难点。
安溪县一政法系统干部对澎湃新闻说，长坑人实际在本地搞诈骗的很少，多数是在外地，甚至还有不少人出国到了菲律宾、柬埔寨等地方实施诈骗。“有人说长坑乡是诈骗重灾区并不准确，只是诈骗者多长坑乡户籍。”
该政法干部说，随着技术的革新，长坑乡的诈骗技术也在不断革新，“现在不少人已经不搞电信诈骗了，改行做网络赌博，来钱也快。”
重症还需重典治。该政法干部称，在安溪本地被发现的诈骗案，最终量刑比其他地方重，“一般没有缓刑，都是实刑。”
骗术“模式”化，分工明确
早在2011年，20岁的福建泉州惠安人小任，就遭遇了徐玉玉一样的骗局，并被骗走3万多元。
据海峡都市报报道，骗子自称“泉州市教育局工作人员”，根据国家招考政策，上大学可据国家招考政策获现金“补助”。但考生要和财政局联系，随后财政局的“王主任”教他在自助柜员机操作。
小任被骗后才发现，“王主任”所报给的“财政拨款银行专用链接码”就是诈骗账号，其要求输入的“验证码”、“退款编号”等，则是转账金额，实际上是小任自己完成了转账操作。小任第一张卡余额转完后，对方谎称操作失败，骗小任借来另一张卡再次转账。
上述报道称，2011年8月下旬起，惠安先后有20多名群众遭遇相似骗术，受害者多为当年高中毕业生或其家长。警方随后抓获了19名诈骗团伙成员，其中17人来自安溪长坑。该团伙2010年以来已经在全国20多个省骗了上万人，涉案金额2300万元。
泉州晚报2012年的一则报道称，骗子的类似骗术早已模式化为“四步走”。第一步：声称有退税（费）补贴，提供号码供咨询；第二步：电话确认补贴款，诱导持卡去银行；第三步：遥控按步骤操作，成功转账；第四步：为防账户被冻结，得手后立马取款。
骗局背后，是明确的分工：“搜罗购买个人信息”的信息组、通过“教材”学习应对说辞的电话组、为减风险取钱业务“外包”的钱卡组。
实际上，出自长坑乡的骗术花样翻新，上述骗局只是其中一种。
澎湃新闻检索媒体报道发现，出自长坑的骗术还有：“网上银行U盾需要升级，请登录本行网站升级”，储户登录该网站后，事先植入的木马程序窃取储户的账号和密码；建立“中国福利彩票3D胆码预测网站”，以能100%预测中奖号码诈骗；伪造刮奖卡免费发放，然后以交纳手续费、公证费及个人所得税为由骗钱；建立虚假公司商务网站，发布虚假打折产品信息并在百度做推介，骗取货款。
还有“坏事”系列诈骗，如“你的亲人好友出车祸、生病住院、抢救、丢钱或被公安机关抓获急需用钱”、“银行账户被他人冒用”、“将账户内的钱转到‘安全账户’”等等。
遭遇诈骗后离世的案例不只今年发生。羊城晚报2013年报道，来自长坑的诈骗犯罪嫌疑人，以预测中奖号码诈骗彩民钱财，一名受害人报案后自杀身亡。
企业化运作，头目隐身安溪铁观音茶叶店
据新华网福建频道报道，早在2006年，安溪长坑乡、魁斗镇就被认为是国内短信诈骗犯罪的发源地。当时，一些长坑人只是用一台手机和短信群发器，发送“本人通过特殊渠道获知本期六合彩的中奖‘特码’，有意购买者请致电联系”的信息，开奖日有电话打入后，再要求对方往银行卡内打“特情费”。
据落网的诈骗者交代，在每1000个虚假短信中，至少有一两人上钩。诈骗者将受骗者套牢后一般可获取数万元甚至10多万元的“收入”，有的单笔短信诈骗金额可达300多万元。
该报道还称，安溪县境内设在魁斗的一座移动电话通信基站，被媒体称为是“全亚洲最繁忙的移动电话通信基站”，一天发出的手机短信高达百万条之多。安溪县移动公司曾数次对这里的通信基站进行了扩容，但还是难以满足通信需要。
与此同时，在魁斗镇和长坑乡的银行，也曾一度出现排队取钱的“繁荣”景象。东南早报2014年8月21日报道，趁犯罪嫌疑人在银行办卡取钱时，安溪长坑派出所端掉两个团伙，抓获8名犯罪嫌疑人。
这一低成本、高收益的“暴利产业”产生了巨大的诱惑。上述新华网的报道称，魁斗、长坑的诈骗活动呈现家族化、规模化的苗头。一位长年参与打击短信诈骗的泉州市公安局工作人员说：“一段时间内，全国各地都有人来报案，外地警方前来泉州要求配合办案的也是接连不断”。
但诈骗案屡禁不止。据《经济参考报》2014年报道，早期的通讯信息诈骗只是在团伙内部分工，随着犯罪手段的不断变化，现已演化为相互合作又相互独立的产业链。
每一起通讯信息诈骗中，产业链上下游往往附着至少五个专业团伙：专司策划骗术、拨打电话的直接诈骗团伙；盗卖个人信息团伙；收集办理非实名电话卡、银行卡卖给诈骗分子的团伙；在互联网上搭建诈骗网络平台并与传统通讯网对接及提供任意改号、群呼服务和线路维护的技术支撑团伙；专门负责替若干个诈骗窝点转取赃款的洗钱团伙。
2016年3月广东侦破的该省最大电信网络诈骗，正是电信诈骗“企业化”的典型。
据《信息时报》报道，团伙总头目在柬埔寨设置假冒博彩网站服务器。从中国大陆地区招募的人员以旅游签证的方式入境柬埔寨，集中租住在波贝市，进行网络技术维护、网上转移赃款等流程。
团伙总头目许某森本人隐身于茶叶城的安溪铁观音茶叶店，指挥境内外电信网络诈骗实施。团伙股东们平时以微信联系，通过电脑实时监控其他同伙的位置。团伙招聘49名伪基站业务员，分布在全国11个省市，他们把伪基站装在汽车上，四处流窜发送诈骗短信。
业务员每日要完成至少10万条发送任务，工资750元一天。民警说：“光运行这个团队，每天的成本就要20万~30万。”该团伙涉案金案达1.4亿元，日均万余人网上被骗。
警方查证，团伙11个股东全部是福建安溪长坑乡老乡，其中多人有诈骗前科。
司法打击陷入“无震慑”困境
2012年《安溪报》曾报道称，抓获电信诈骗分子692名，并宣称2012年第二季度的群众对社会治安满意率达95.69%，居泉州市第一位。而长坑乡政府官方网站显示，2013年5月长坑乡就召开会议，为全面遏制电信诈骗犯罪份子的势头，要求各村要按照“乡不漏村、村不漏宅、宅不漏户、户不漏人”的原则，进村入户，全面排查、掌握高危人群、外出人员的底数，建立档案。”
2016年6月16日，泉州晚报报道称，安溪县高压打击电信诈骗，铲除电诈滋生蔓延土壤，目前已经实现电信诈骗犯罪“三转变”。以前的诈骗犯罪“团伙”，如今在社区矫治中转身为淘宝电商“团队”。
但是，山东徐玉玉事件再次暴露当地治理电信诈骗的困境与难度。
《经济参考报》2014年10月的一篇报道，采访了各地查办电信诈骗案的公安、法院，结论是目前对诈骗分子的司法打击，陷入了“无震慑”困境。很多诈骗案件证据对嫌疑人口供依赖过大。“如果嫌疑人有反侦察能力，一张电话卡用几天就换，一张银行卡转一笔就扔，在审问中不供述，基本上警方是不可能知道他曾经打过多少诈骗电话、诈骗成功多少钱、谁是受害者，也难以串并案件。”该报道引述广东茂名电白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刘志远的话说。
湖南省双峰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孙立新也介绍，由于证据落实不到位，“一个犯罪嫌疑人很可能已经骗到手几十万元，但是最后的定罪项目就是妨害信用卡管理，只有几个月的刑期，对犯罪嫌疑人几乎没有震慑。”
在《经济参考报》的报道中，安溪县长坑乡时任党委书记的陈鲜明表示：“通讯信息诈骗的成本低，一个电话就可以去骗；风险小，当地警方抓到了没法判刑，外地警方抓到了退钱了事；回报高，当地一个电话骗上几千元甚至几万元的成功案例数不胜数。通常诈骗成功拿到几百万元，公安机关仅能掌握几十万元的证据。”
8月28日，安溪县一政法系统干部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，目前在长坑乡的年轻人不多，基本剩下一些留守儿童和老人，还有一些做茶叶生意的农民。但每到过年时，就各地的人都回来了，街道上也随处可见各种豪车。
该干部称，长坑人实际在本地搞诈骗的很少，多是出去外地，甚至还有不少人出国到了菲律宾、柬埔寨等地方实施诈骗。“所以有人说长坑乡是诈骗重灾区并不准确，而是诈骗者很多人是长坑乡户籍。”
该政法干部说，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革新，长坑乡的诈骗技术也在不断革新，“现在不少人已经不搞电信诈骗了，改行做网络赌博，来钱也快。”
重症还需重典治，从近年来安溪官方的表态看，该县对于电信诈骗的惩治力度在不断提高。该政法干部直言，在安溪本地被发现的诈骗案，最终量刑都是相对比其他地方重。有些地方交罚金就可以判缓刑，安溪一般没有缓刑，都是实刑。
